2011年4月，投资近40万元的天津大学附属小学学生科技探究实验室开放。
1982年8月，在红领巾纽扣厂劳动课上的学生认真检验扣子的质量。资料图片
高考改变了人生
在小白楼附近的一座公寓楼里，从26层的高度俯瞰下去，周边美景尽收眼底。
立冬后的一天，胡亚民倚坐在自家松软的沙发里，回忆起41年前那个命运转折的时刻，不禁感慨万千：“没有高考，就没有我的今天！”
1977年的冬天，在胡亚民的心里，如春日般温暖。
那一年，他20岁，高中毕业后，在黑龙江一个小县城里当上了卡车司机。他清清楚楚地记得，有一天他出车回来，天已经黑了，溜达到厂门口传达室蹭饭。炉子上烤着地瓜，他匆忙中撕了一张报纸，包起两个地瓜就走。回到家，吃着地瓜，眼睛亮了。
这是1977年10月21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的消息赫然入目。“恢复高考了？恢复高考了！”胡亚民仔仔细细把文章从头到尾读了好几遍，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因为出身问题而无缘大学的他，心里默念：“我要考大学！一定要圆我的大学梦！”
被关闭了10年之久的高考大门，在这一年的冬天再次开启，这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这个日子他记得牢牢的──1977年12月24日，与全国570多万名考生一起，怀揣着梦想和意气风发的志向，胡亚民走进考场。两个月之后，27.297万名考生走进了大学的校门，录取比例为29：1。胡亚民幸运地成为其中一员，在全厂的欢送声中，他的人生展开了新的篇章。
“如果没有高考，我可能一辈子都在那个小县城里当个卡车司机，绝没有机会为国家的科技进步作出个人的贡献。”如今刚刚退休、曾是我市某国企高级工程师的胡亚民对记者说，当年他从一所军工院校毕业后，成为哈尔滨某研究所的一名技术人员。20年前，与爱人两地分居多年后，调到我市工作。
与当年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不同，如今通往大学校门的这座桥越来越宽，越来越多的学生接受了高等教育。这一点，胡亚民深有感触，他刚毕业时，单位里像他这样的大学生凤毛麟角，而现在，他的团队里是清一色的大学生，博士、硕士以及海外留学归来的高层次人才占到70%以上。
时光荏苒，一转眼，高考已经走过了41年。从定向招生、定向分配到自费上学、双向选择，从精英教育到全面扩招，再到打破一考定终身的新高考，高考改变了中国，也影响了全国上下两亿多年轻人的人生走向。
42年教龄的山村教师
陈友国没上过大学，但他的人生同样精彩。从一名代课教师，到中学校长，他将42年的教龄，全部奉献给了大山。1974年，他从蓟州马伸桥中学高中毕业。现在，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即将从这里退休。
看着学校现代、挺拔的教学楼和宽敞明亮的教室，陈友国难掩内心的激动。“我在这里上学时，条件特别艰苦，这几十年，我是亲眼看着山区的学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让山里的孩子们有了人生出彩的机会。”
1976年，唐山大地震刚过，陈友国回村成了一名代课教师。他拿着一块黑板，在操场给学生们上课。除了英语没教过，语文、数学、音乐、体育课，他一人全包。7年以后，转正为人民教师。
在蓟州最北边、大山深处一个叫道古峪的村小学，陈友国一待就是3年。学校没有围墙，教室也没有天花板，地面是土地，课桌椅用手轻轻一推就摇晃。印象最深的就是每年入冬，陈友国和老师们都要亲手在教室里用砖垒起炉子，天冷了，每天都要天不亮就起床，把炉火生旺。
说是学校，其实就是几间小平房。因为生源有限，学校开办的是复式班，一间教室十几二十多人，同时容纳几个年级的学生。陈友国给这个年级讲课，就让其余几个年级的学生写作业。
下营镇太平沟村小学，被称为“背上山的学校”。陈友国在这里度过了最艰苦的时光。“这个学校喝水很难，我们要跨过一个山梁，给学生背水喝。”陈友国回忆，那时老师们都住在学校，山里都是土路，每周六下午回家，周日下午再回来，严冬和酷暑最难熬，他从家至少要骑两个小时车才能到学校。
随着9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山区学校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山区，最漂亮、最结实的房子是学校，现代化的办学设施，一点儿也不比城里的差，原先各村小学的办学点，也全部撤了，统一集中到了镇里。
特别让陈友国感到欣慰的是，山里的孩子通过受教育，得到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几十年前那种通过家访不断劝导孩子不要辍学的情况再也没有了。现在陈友国所在的马伸桥中学，每年都有一半以上的孩子考上理想中的大学。40余年的教龄，陈友国已桃李满天下，那些从大山里走出的山里娃，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有了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