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天津7月10日消息(记者 陈庆滨 通讯员 吴军辉)“过去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援助资金总数超过3万亿美元,为什么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深陷贫困‘陷井’,用中国一句老话讲‘好钢没有用在刀刃上’……放眼世界,发展中国家到处是基础设施的瓶颈,欧美大国万亿美元的发展援助,没用在这个上面。”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近日在参加第二届天津论坛时这样说。
由南开大学、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共同主办的“天津论坛2017”7日在天津举行。林毅夫在论坛主旨报告中,解读了中国对外开放新战略:自贸区改革、“一带一路”倡议背后的决策思路,及其对中国经济、世界经济带来的影响。
自贸区改革,让中国由计划经济双轨制走向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
“1979年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候,中国取得的人类经济史不曾有过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林毅夫通过纵向对比肯定了中国改革开放在经济领域的巨大成就。
1979年刚刚开始改革开放之时,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中国当年的人均GDP为155美元,而当时世界上最贫困的地区——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的人均GDP为490美元。同时,1979年中国进出口仅占全国GDP的9.5%。“也就是中国90%的生产跟国际是没有关系的,是一个非常封闭的经济体。”林毅夫说。
然而,从1979年到2016年的37年间,中国年平均经济增长达到9.6%,对外贸易平均每年增长高达46.4%。进出口占GDP的比重从不到10%增加到现在的超过40%。“在世界上的大国中,我的定义是人口超过1亿以上的国家,中国现在的贸易依存度或者开放度都是最高的。”林毅夫说。
得益于如此的高速增长和高速对外开放,2009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对外出口超过德国,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2013年,对外贸易进口出口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大贸易国;2014年,按照购买力评价来衡量,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2016年,中国的人均GDP从1979年的152美元变成2018年的8500美元,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37年间,中国有7亿人口摆脱贫困。林毅夫坦言,自己荣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很大的原因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取得的7亿人摆脱贫困的成绩。“二战以后,世界上成立了很多国际发展机构,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摆脱贫困。事实上,如果把中国的7亿摆脱贫困的人口刨除的话,世界贫困人口没有减少还在增加。”林毅夫说。
林毅夫直言,改革开放并不是中国特有。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甚至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在改革开放。但与中国改革开放获得经济高速稳定增长不同,其他国家却遭遇到了经济的崩溃、停滞和危机不断。原因何在?他认为,这主要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渐进、务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并能根据发展不断调整政策。
林毅夫指出,上一轮改革开放在产业、贸易、投资、资金流动等多方面推行“渐进双轨制”,如给予国有企业补贴、设置配额和禁止投资领域等,这在当时企业尚无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情况下,培育出了中国的竞争优势,带来了数十年的稳定和快速发展。
不过,林毅夫也指出,“双轨制”也产生了寻租空间,导致收入分配差距、腐败蔓延等问题。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角度讲,“中国原来的双轨制需要改革,也可以改革”。他分析,目前在中国,资本已非短缺,许多行业具备比较优势,在开放的市场竞争中具备自生能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对外开放方面,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成为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和中国对外开放新要求的重要举措。自贸区由原来的“正面清单”变成了“负面清单”。同时,资金在自贸区内可以自由流动。
“2013年,自贸区在上海试点,2014年,推广到天津、福建、广州,等到这些经验取得全国推广以后,基本上我们会有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就会从原来渐进的双轨,变成一个完善市场的单轨,这是自贸区的改革。”林毅夫说。
“一带一路”带来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繁荣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又是最大的贸易国,中国对世界当然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这是世界上的大国一向扮演的角色。我们不仅是为了承担责任,我们希望世界发展更好。”林毅夫说。
林毅夫认为,回顾欧美大国承担国际责任的历史,不难发现,他们对于发展中国家援助的效果并不理想。“他们的思路是从人道主义出发,提供健康、教育、人权、民主、国家治理等援助。当然,我们不能说这些目的不好,这些讲起来都非常好,但是效果怎么样?其实非常差。”
林毅夫说,二战以后,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到目前只有2个从低收入进入到高收入。1960年,有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到2008年只有13个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其中的8个是西欧周边的欧洲国家或者石油生产国,另外五个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
“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资金总数超过3万亿美元,为什么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还深陷贫困‘陷井’当中,用中国一句老话讲‘好钢没有用在刀刃上’。那些发展援助并没有解决发展中国家的最瓶颈限制。”林毅夫说。
所谓的“最瓶颈限制”林毅夫认为,是基础设施。“中国有一句话,要致富先修路,你若想发展,基础设施必须完善。”然而,建设基础设施一次性投资巨大,回收周期很长,需要占用大量资本,而发展中国家普遍资本短缺。
“因此,我们放眼世界,发展中国家到处都是基础设施的瓶颈。可是国际上给了3万亿多美元的发展援助,没有用在这个上面。”林毅夫说。
正是看到这一点,中国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它以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为抓手,推动所有发展中国家成为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进而实现共同繁荣。作为载体,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应运而生。林毅夫用“风起云涌”形容国际社会对亚投行的参与。
林毅夫直言,对于基础设施的重要性,世界第一大国美国也非“熟视无睹”。2011年,美国曾提出“印太经济走廊”和“新丝绸之路”,着眼点都是基础设施建设。然而,与中国“一带一路”的风起云涌相比,美国提出的上述两个战略却无声无息。
林毅夫认为,原因有三。一是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具有优势,中国生产的钢筋和水泥占全世界总量超过一半,中国基础设施的施工能力在全世界也最具竞争力;二是资金优势,中国有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同时每年有两三千亿美元的贸易顺差。
作为“新结构经济学”的创立者,林毅夫提请大家关注第三个原因。他指出,中国早期的发展主要是靠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产业。现在随着工资水平的上涨,中国在这些产业逐渐失去比较优势。“从二次大战以后的历史来看,哪些发展经济体抓住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窗口期谁就会有20、30年的增长,从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甚至进入到高收入。中国已经开创了窗口机遇期。”林毅夫说。
中国制造业雇佣的人数是一亿两千四百万,仅劳动密集型产业就有8500万之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劳动力成本较低,如果这些国家能够抓住中国提供的这次窗口机遇期,他们很可能实现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实现摆脱贫困,进入到中等收入甚至高收入国家的梦想。要抓住机遇就要有基础设施,而“一带一路”正是要提供基础设施的援助。
“正是如此,我们‘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刚开始一些国家犹豫,但是现在都在‘拥抱’。不久前的‘一带一路’峰会,有20多个国家元首参加,160多个国家派代表与会。最近,就连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宣布了美国愿意加入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
林毅夫认为,作为一个新的国际合作的方式和理念,“一带一路”将为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带来共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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