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樱花是春天的一缕缕魂魄吗？／冬眠雪藏，春光略露些许／樱花则一瓣一瓣地应和开放／艳美而迷幻，音乐响起／万物在珞珈山上依次惊醒复活”
在武汉大学诗歌朗诵会上，李少君读了他的《珞珈山上的樱花》。30年前，他就曾这样在樱花树下朗诵他写的或别人写的诗，曾是第一个站在珞珈山讲台上开诗歌讲座的学生。
如今，樱花已谢，珞珈山上一片新绿，当初少年也年近五十，现已是位诗人、作家、主编。这几十年间，李少君经历过校园诗歌的盛况，也见过它的落魄，而今也迎来了“转折”——校园诗歌仿佛又热闹了起来，诗歌活动一茬接着一茬，越来越多的人参与或围观。
在这热闹之处，校园诗歌兀自哼着高高低低的旋律，回响着时代的声音。
呼啸而过
校园诗歌并非在上世纪80年代产生，却在那时风头最盛。
在1983年的北京大学里，走在林荫道上，会时不时听到诗歌朗诵和吉他声。
臧棣那时刚入校不久，便赶上了由五四文学社举办的未名诗歌朗诵会，那是场名副其实的盛会，百年大讲堂2000多个座位以及走廊被挤得透不过气来，挤不进去的干脆站在窗台上，当然也还有扒都扒不进来的——诗歌，一场年轻人的狂欢。
几乎同时，上海、武汉等各地高校的诗社也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而跨校的诗歌交流成了连接彼此的精神纽带。“一说我找谁谁，我看过你的什么诗，就瞬间成了哥们儿，走，吃饭喝酒去！”说起这段往事，臧棣言语间别有一番江湖义气。
如今，53岁的他已在北京大学做了21年的教授，同时仍是多产的诗人。两次见他，他都穿着那件洗旧的牛仔裤，两手插着衣兜，走起路来轻快自在，谈笑间自然流露的真性情让人觉得诗人就该这般模样。
而30多年前北师大的校园诗人侯马，如今一身警察装扮，现为一位公安战线的领导干部兼诗人。可以说，他成为一名警察是机缘巧合，而成为一位诗人是因为天赋，也因为“不服”，“那时我极其自负，觉得读到的诗根本不好。虽然各个时期我都有很多喜欢的诗，但总体上我对他们那些诗非常不服气，我知道我要写就一定写得比他们好”。
1986年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展过后，以曾经的和在校的校园诗人为主的“第三代诗人”已开始反叛朦胧诗的宏大叙事和过度隐喻，热切探寻诗歌的新出路。大二在读的侯马也开始寻找自己的“声带”，当时男生宿舍里也常为诗歌争论到深夜。后来，侯马曾在诗中写道：“今日想来，我们从铁狮子坟／暗暗领受的似乎正是文学的使命。重塑／一种古老的精神于当世。”
“‘文革’结束后，过去所扭曲的人性在逐渐恢复，近现代西方文化思潮开始在国内传播，使得20世纪80年代出现各种文化热，而诗歌由于形式的原因更易成为表达精神诉求的载体。”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荣光启认为，与其说当时的学生“崇拜诗歌”，不如说他们对国家、社会和人类充满关怀，诗歌是种便利的表达方式。
然而，这场诗歌狂欢在海子自杀那年结束了。
那年夏天，西渡毕业。一位女同学在他的毕业纪念册上写了句简短有力的话——“绝不嫁给诗人！”一个时代落幕。
暗流涌动
1990年代新一轮经济大潮汹涌而来，中国社会的价值取向“世俗化”，诗人则彻底“被拍在了沙滩上”。“那时社会崇拜的是商人、有钱人，有的诗人都不屑于说自己是诗人，觉得穷酸气。”《诗刊》副主编、诗人李少君说。
彼时，北京大学未名诗歌朗诵会的地点也发生了极富戏剧性的变化。先是从百年大讲堂转移到容纳400人的电教报告厅，后又撤至容纳300人、条件简易的二教，最后退守容纳150人、设施极其简陋的生物楼……其他高校的状况概莫如是，甚至更为惨淡。校园诗歌的冠冕就这样从无上“神坛”一阶一阶地滚落。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新在其所著的《20世纪中国新诗史》中写道：“90年代以后，诗歌除了原先的压力之外，又受到了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大潮的冲击。真正的诗人越来越少。”或也因此，记者在寻找联络90年代“在现场”的诗人时也颇艰难。
但终究还是有的，比如诗人胡续冬。
“氛围不是说到了某个时间点就一下子终结了的。”胡续冬在1992年进入校园，在他的记忆中当时校园里写作阅读上的“传帮带”现象尚在，一批诗人在校园内死寂的文化土壤中倔强地昂着头，夜起诵读，饮酒论诗，结交豪士怪客，睥睨世人。“但支撑这个氛围的很多支点没了，就显得比较尴尬。”胡续冬说。
好比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诗歌，一代青春也自有其姿态及意义。这种无人喝彩的尴尬，倒促使胡续冬等开始思考些超出所谓“校园范儿”的东西，“比如到底需要以什么样的写作姿态、写作策略来回应正在发生的社会剧变”。大约在1994年，他们约好了似的，几乎同时由高蹈的才气型写作转向冷静的分析型写作，从狭窄的抒情传统迈进了现代诗艺的门槛，“投身于一种当时心目中更复杂、更具反讽意识、更有历史纵深和日常细部的写作之中”。
“当时整个诗意系统发生了变化：朦胧诗的诗意更多来自‘意义’，第三代诗人反对这种‘意义化’诗歌，更倾向于语言本身。而90年代诗歌更注重内在的诗意，更深入生活和心灵。”沈浩波说。
沈浩波，锋利、激进，是20世纪90年代绕不过的一位诗人，也是争议颇多的一位诗人。
1998年，他在读大二时，先后结识其师兄侯马、伊沙、徐江等人，开始有意识地摒弃原先的学院派写作倾向，逐渐接受口语化的诗歌写作，并在同年写了《谁在拿90年代开涮》一文，抡刀砍向“知识分子写作”，气势逼人，不留回旋余地，也成为第二年爆发的“盘峰论争”的重要导火索。在这场诗歌界的“华山论剑”中，“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对立，颇有些“庙堂之高”和“江湖之远”的意味，争论不止，影响甚广。
臧棣曾这样评价胡续冬、沈浩波为代表的“70后诗人”，问题不在于70后诗人写得有多出色。他们中有许多人越写越好，早已走出了前几代诗人的阴影。问题也不在于70后诗人是否找到了有别于前几代诗人的诗歌领域。他们的诗歌疆域宽广得令当代诗歌史吃惊。
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