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和平 家国情怀
二十世纪80年代，孙犁在和平区多伦道216号寓所内留影。
二十世纪80年代，孙犁在和平区多伦道216号寓所内留影。
天津北方网讯：1949年1月，还是北方最寒冷的日子。两个年轻男子，放弃了大部队的汽车，自胜芳骑着自行车往天津而来。一路上，遇到了参加解放天津战斗的解放军战士，也差一点儿挨了国民党溃军的枪子。好不容易进到城区，却发现尚有地雷没排除，小心翼翼地，总算在天黑时摸到天津日报社。
天津日报社旧址，位于和平区山西路与鞍山道交口。
两人累极，席地而睡。第二天清早，其中那个高瘦清癯的男子，自窗户向外望去，在这座城市里，看到了一种“新的光辉”在照耀。带着些许庆幸，他轻呼出一口气——终于脱离了战火，崭新的和平生活即将从这里开始。
这个男子，就是我的姥爷——孙犁。打从那天起，他再没搬离过天津，在这个城市度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在天津，姥爷曾在三个区居住过，和平、南开、河西。其中，以在和平区居住时间最长，前后大约有38个年头。
在和平区，姥爷完成了他写作生涯中篇幅最长、最多，分量最重的一系列作品。最初的三四年，是他创作高峰期，中篇小说《村歌》，短篇小说《吴召儿》《山地回忆》《秋千》和长篇小说《风云初记》，都是在此间写成的。尤其是《风云初记》，是他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每天半日工作、半日创作而完成。他给自己规定，一天必须完成五百字，风雨无阻，用毛笔工工整整写在稿纸上。
《风云初记》曾被很多文学评论家列作抗战文学当中突出的代表作、共和国长篇小说经典之作。小说不以情节曲折见长，而以极节俭的笔墨，抒发了浓郁的诗情画意和强烈的人情味。在作家笔下，一个个平凡的人生因战火风烟而转换了轨迹，经革命洗礼而成长蜕变，在他们身上，承载了作家在抗日战争期间因身边所见所感而生发的伟大斗争精神和爱国思想。通读作品，便会发现这种精神和思想始终贯穿在他的文字之中，数十年未曾改变。
在我有记忆的时候，姥爷已近古稀。因为毗邻而居，从我六七岁起，常被母亲打发去给姥爷送东西，吃的、穿的、用的，差不多每月一趟。他住在和平区多伦道216号大院里。天气好的时候，常能看到姥爷戴着套袖，在窗根儿下侍弄花草。他种养的花很杂，扶桑、玻璃翠、栀子、罗汉松、无花果……但都不名贵。大院里一无门卫、二无门禁，养得好看些的花常会不翼而飞，姥爷干脆就不再买，而是弄些草花来养。据母亲说，再早，大院里的邻居把空地划了块儿，在上面种些粮食、菜蔬。姥爷的年纪已不允许他再下地干活，但他会等大家收完后，戴上套袖把漏收的豆子拾回家。
没有暖气的年代，一到冬天，花草就只剩下枯枝，一屋子的绿意都消失了。冬天快结束时，存了几个月的大白菜干瘪了。姥爷剥掉干巴巴的帮子，切下能吃的菜叶，留一寸来长的根，放在一个巴掌大的深瓷碟里，倒上刚好浸没菜根的水，放在窗台上晒太阳，不几天，莛子就会抽出来，直至一簇簇嫩黄的花朵绽放。把这白菜花摆在字台上，能开好长时间。有了这小小的一抹明黄，那阴暗冷肃的房间也开始明亮起来。《闲情偶寄》里说菜花是草本之末，但当一气初盈，万花齐发之时，“积至残至卑者而至盈千累万，则贱者贵而卑者尊矣”。
命运让姥爷从农村走到城市，终其一生。他从未觉得自己是“城里人”，食粗茶淡饭，穿粗布衣裳，在有裂缝的书桌上，用裁下来的报纸白边记录读书心得……他热爱土地，热爱土地上生长出的一切生命，越是平凡的生命他越是尊敬，越是喜欢。白菜花在草花之中虽然微小，却是生命的一种形式，一种有自己独特韵味的形式。
2016年7月，孙犁外孙女张璇在天津日报社旧址（今和平区山西路与鞍山道交口）接受采访。
姥爷年轻时经历诸多艰辛，唯有对读书的执著始终未曾改变。对于孙辈的教育，姥爷常说：“小孩子就像棵树，只管浇水施肥，他长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了。”而书呢，就是姥爷给我们的“水”和“肥”。从我开始认字起，就常常收到姥爷随手送的书。刚上小学时，看期刊《童话》。小学五六年级，姥爷开始拿一些杂志给我看，有《收获》《十月》《小说选刊》《译林》，甚至还有《古今奇谈》和《中国烹饪》。很多看不大明白，却开阔了没出过门的小姑娘的眼界，让我朦朦胧胧地知道世界的广阔。
姥爷喜欢独居，安静自在。那种安静气息充满了整间屋子。孩童时的我走到他门口，从不敢高声闯入。每每都是站住了，往里扒扒头，他若是在书桌前读书或写作，我便静静站在原地等一会儿，见他休息喝水时再进去。
搬书，是姥爷的大工程。他要戴上套袖和白手套，一本本恭而敬之地放进书橱。秋高气爽时，姥爷喜欢拿个小毛刷，戴上花镜，找个光亮的地方，一本本地把书脊上的浮尘刷去。这些铭刻于记忆中的片断，让我至今对阅读有一种仪式感。
生命漫长，难免会遇到疼痛、苦难、不公、虚无……这时候，姥爷教会了我们不怕——腹有诗书气自华，诗书自会化作无形却可以秉持的力量，让我们不惊不慌，沉着气定，与命运去抗衡。
想念姥爷！(作者张璇 专家支持杜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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