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小城，两宗命案，七条人命……当凶手自杀以后，事态几近平息，受害家庭沉默，地方政府噤声。只留下旁人扼腕叹息。
当年，他在黄土坡的窑洞里杀死自己一家五口人；21年后，他在繁华的县城街头再度砍杀一对母女。因为疑似精神病，他不曾获罪入狱，却也未曾得到医治。
21年前，疑似“精神病人”杀死一家五口
陕西省绥德县只有30多万人口，白士高已是名人。
1996年的农历腊月二十八，41岁的白士高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和4个孩子。年纪最大的孩子13岁，最小的不过5岁。案发地点在绥德县大白家沟村，白士高自家的窑洞里。
谈起当年的惨案，多年以后接触过白的人仍疑惑，虎毒尚不食子，白士高为何会如此歹毒？
白士高的弟弟白士阳回忆称，当年案发的晚上，白士高因为出现幻觉，觉得有人要谋害自己，带着刀斧要出门。妻子和孩子试图拦住他。混乱中，白士高失手杀死了女儿。随后，白将怒火发泄到妻子身上，将其也杀死。
白士高无意再活，他干脆杀死剩下的三个儿女，然后，他将自己的双腿齐膝剁下。
但他被送到医院，活了下来。
其实，早在杀害家人前，白士高的精神异样已经为村里人注意到：他无道理地锄掉了家里种的庄稼，还每天没由头的反复将水挑上山坡，再倒至山下的公路上，一天能跑上几十趟。
白士高的姐弟均认为，白士高的精神问题要追溯到1994年。那一年，因为村里修路的问题，白士高与邻居发生冲突后，被关押在看守所里约半个月。家人们说，从看守所出来以后，白士高的脾气大变。
1996年，白士高杀死家人后却没有受到法律追究。据《北京青年报》报道，白士高姐夫田增元回忆：白士高因断腿住院期间，当地的公安部门曾派人问话，但未办理手续，便让他把白士高接回了自家。
根据亲人的描述，白士高杀死家人以后，没有接受过精神病司法鉴定。
这也许是因为，当时白士高精神状况异样的问题表现明显。
出院以后，白士高在姐姐白学梅和姐夫田增元所居住的田家岔村住过半年多，因与村民发生纠纷，又回到了大白家沟村。
同住大白家沟村的弟弟白士阳回忆，白士高随后放火烧掉了自家窑洞，挖出妻儿的尸体焚毁。
不久，白士高离开了大白家沟村，与兄弟姐妹再无联系。
亲人们不清楚白士高此后经历了什么，但他最终在县城落脚谋生。他装了假肢，走路时身体往前倾，一瘸一拐。
亲人们后来普遍与白士高没有往来，偶尔的遭遇也免不了冲突。姐姐白学梅和姐夫田增元均曾在镇上和县城偶遇白士高，但被后者记恨殴打。
白士高在繁荣的步行街头摆摊，亲人们有时路过，远远地眺望一眼。
再度犯案杀害邻居母女
直到2017年2月23日，白士高再度犯案。
当天中午两点，白士高在离家门口大约10米外的街头，持刀追砍一对母女。受害者与他住在社区的同一单元楼，白士高在一楼，受害者家在五楼，由于楼房结构，各有出入口。
目前尚无法证实，白士高与受害者是否有仇怨。受害者刘女士47岁，小女孩只有6岁，殒命于白士高的刀下。刘女士的丈夫梁先生婉拒了采访。
多位邻居认为，白士高不存在杀害母女二人的直接动机。有人猜测，事发前白士高曾与一位年轻人发生过冲突，受了气没处发，他可能是转而报复，发泄在邻里身上。
案发后的一周内，绥德县政府的善后处置方案开始在县城流传。这些说法中，补偿的金额数字从数十万到数百万元不等。
迄今，一则流传较广的说法是：死主家得到了250万元的赔偿，大部分来自白士高的积蓄；此外，政府还承诺为死者家的长子在大学毕业后安排工作。
绥德县官方没有证实这些说法。《凤凰周刊》记者先后联系绥德县委宣传部和绥德县长，均未获回应。
由于案件信息披露不全，留下了诸多疑点：白士高究竟是不是精神病人？为何要杀害邻居母女？两度案发间隔的21年里，是否确有肇事的迹象？当地政府是否有介入挽救的机会？
邻居刘国强目睹了白士高生前的最后一幕。刘的店铺门口几米开外，便是白士高的杀人地点。刘国强90多岁的老母在门口看到杀人一幕，慌忙拉上了店铺卷闸门。
闻讯赶回来的刘国强在巷口撞见了白士高。白跌跌撞撞，朝他砸出一块砖头。砖头擦肩而过，在墙角砸出一个缺口。刘国强注意到，白士高没有说话，但口角带白沫。
不久后，白士高仰天倒地，菜刀从他的手里掉落。
当晚，绥德官方通过微博发过案情通报：调查初步显示，白士高疑似服毒自杀。
这次，白士高没有再活下来。
杀人者“花老汉”，人称绥德县城一霸
在绥德县城街头，“白士高”这个名字远没有他的绰号“花老汉”流传得广。
杀死全家之后，白士高孑然一身。他喜欢穿着花衣，在绥德县繁华的观云阁步行街街口摆摊。
△绥德县热闹的步行街，街道尽头的电线杆下就是“花老汉”的摆摊处
绥德县当地人告诉《凤凰周刊》记者：白士高摆摊出售的碟片其中一些存在涉黄嫌疑，另外他还卖一些土制的疑似毒品。
但白士高的生意在旁观者看来像是特权。沿街邻居表示，多年来，相关部门没有对白做过处理。为何不管，众说纷纭。有说法是“不敢”，白士高杀过人，即使公安人员找他，他也威胁，“谁都怕家中老小遭报复。”
周边商家观察到，白士高的生意不断有人光顾。县城里流传着他挣了几十万、乃至上百万元的故事。他白手起家，借生意积累财富，还全款在县城购置了一套时价20多万元的房子。
沿街的商家还证实，除了摆摊，白士高还做过放贷生意。
一家小商品店的老板王文革说，四五年前，他曾向白士高先后借贷过两次，加起来10多万，借款时间一年左右不等，其中一次的月息在12%，另一次的月息在15%。
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是，跟白士高有债务往来的人很多，当地甚至还有借贷公司找他借钱。
与白士高的发家故事同样流传甚广的，是他的“霸道”。
王文革说，按照县城一般的放贷做法，如果借款人手头一时拿不出来钱，一般情况下能缓缓。“但白士高的钱是说今天上午要就是今天上午，缓半天都不行，不然他拿着刀就过来了。”
这得到了另一位借贷者的证实。“没有人敢借他的钱不及时还，如果不是实在是没有别的路子，一般人怎么也不可能会找他。”
因此，很多人不认为白士高是精神病人。刘国强曾应白士高的要求，帮忙核对过一张5万元的借据。他认为，“(白士高)那么精明，那么能挣钱，怎么会是精神病？”
白士高的房子就买在刘国强的隔壁。案发之后，白士高家的铁门上锁。从对面楼的高处望过去，能看到院落里的破落木窗，显得萧瑟冷清。
△红圈为“花老汉”白士高的家，案发后据称家中物品已经被公安人员搬离
白士高在院落内的生活状态，邻里知之甚少。几乎没有邻居会去敲他家的门。去过白士高家抄水表的工人说，“里面臭的不行。”
刘国强回忆，白士高大概是8年前购置了这套房子。此前他曾经租住在这里；搬离后一段时间又回来买下了房子。
由于他的杀人前科，邻居们带着戒备，与他极少往来。刘国强曾与白士高有过一些交流。他曾问过白，为何要杀死自己的妻子儿女。
白士高对此的解释与他的姐弟描述有出入，白的大意是：天上降旨，不杀妻女，白本人就得死。
这到底是疯言疯语，还是装疯卖傻，现已无从得知。
从和邻居的相处来看，白士高的性格异于常人，处事方式趋于极端。
白士高的房子在一楼，邻居们称，楼上如有杂物掉到他家院子，一旦他看见谁家窗户开着，就冲上楼砸门，恶言相向。
因为安装防盗门一事，白士高曾与邻里发生冲突，白不但拎着锤子将门砸坏，还在楼道的墙壁上泼洒粪便。
广为人知的一件事情是，白士高跟邻居争吵后，录下“特别难听”的脏话，天天放喇叭，夜里长时间敲打脸盆。整个社区的人不堪其扰。
刘国强为此事也在夜里敲了白家的铁门。白士高开了门，全身赤裸地出现在他眼前，拒绝了他的要求，并以脏话回击。
描绘白士高“霸道”“泼皮”形象的人不止他的邻居。靠近白士高摆摊点的一位商店老板说，她常看到，有人在白士高的地摊挑选影碟，多挑了一会儿，没有中意的决定不买时，“花老汉急了，拖住人家强卖了才走。”
冲突在白士高的日常生活里司空见惯。很多人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对于白的为人，他们只是不断摇头。但也有人并不认可“白是精神病人”一说。
如是精神病人，何以未受干预？
尽管白士高很可能罹患有精神疾病，但精神病患者犯罪并非绝对免于刑事责任，只有通过司法鉴定认为患者案发时无刑事能力，患者才可能不负刑事责任。
但白士高案发时是否处在发病状态，是否意识清醒，已经死无对证。
绥德县精神康复医院的院长钟乐在案发后曾接到当地有关方面的问询。经她查阅，她肯定该院没有白士高的病历材料。
△绥德县的精神病医院，白士高本有机会在这里得到治疗
绥德精神康复医院创建于1993年，是一所民办精神病专科医院。它承担着包括绥德县在内，整个榆林市南部六县的精神残疾病人的防治工作。
2015年9月，《榆林日报》曾报道，该院受县卫生局委托，负责全县重性精神疾病的管理。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被纳入管理的重症精神疾病包括精神分裂症等6种。
据钟乐透露，2015年登记在册的绥德县全县重症精神病人大概有1500位，但那次调查，实际总共只为900多名重症精神病人更新建档，其余600人都未能接触到。
“人户分离的精神病人很多。”钟乐说，此外受很多因素影响，包括精神病人家庭的病耻感很强，地方精神卫生资源有限，基层的精神病人管理和治疗工作很难。
钟乐曾听闻白士高的事迹，根据她15年来的从业经验，她猜测，白士高很可能罹患精神分裂症，案发时可能出现了被谋害的幻觉，这是精神分裂症典型的阳性症状。
当《凤凰周刊》记者转述白士高家人的说法，即白士高第一次杀人后未进行精神病的司法鉴定后，钟乐面露诧异，未予评论。
距离案发已经2个月，白士高的事情在绥德县城已经陷入沉寂。
傍晚时分，小城步行街附近、白士高家社区的街口常有人聚集，当《凤凰周刊》记者寻人聊起“花老汉”，常常围拢过来一圈人，控诉“花老汉”劣迹，抱怨地方政府的迟迟无为。
据《华商报》报道，2015年的绥德县政协一次会议上，有政协委员提出，白士高长期在绥德售卖黄碟和土制毒品，影响很坏，建议上级机构干预，或将白士高送入精神病院。但后来，此事未能得到跟进。一位接近绥德县政府的人士也向《凤凰周刊》记者证实确有此事。
疑似“精神病人”白士高死了，小城绥德终又归于平静。偶尔人们还会聊起那些可能改变受害者命运的一次次“如果”，但这些“如果”，从白士高再次举起屠刀的那一刻起，已不再有任何意义。
(应受访者要求，刘国强，王文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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