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和平 家国情怀
赵以成
天津北方网讯：1963年，广东省人民医院的无影灯下，医生们正在给海军战斗英雄麦贤得做脑外科手术，在脑部被弹片炸伤、脑浆外流的危险情况下，手术获得成功。1999年，在北京中央电视台文艺晚会上，身体健康的麦贤得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为他做手术的便是天津医学院教授，被誉为中国神经外科奠基人的我的父亲赵以成。
赵以成故居（今和平区常德道69号）
父亲是福建漳州人，他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他1938年入加拿大蒙特利尔神经病学研究所学习，1940年回国任协和医学院讲师。留校工作时，他与同学、妇产科大夫汪培娲喜结连理，寻得了亲密的终身伴侣和事业上的得力助手。汪培娲作为“五四”老人，是早年在天津和周恩来、邓颖超同志搞学运、同台演出的战友。留校期间，父亲任外科住院医师、神经精神科研究员，后转任脑系外科住院医师，论文问世颇多，1937年获孙氏耳鼻喉科论文著作奖。1938年，赵以成获得洛克菲勒奖学金。12月，他以学者身份赴加拿大蒙特利尔神经病学研究所，在世界著名神经外科专家潘菲尔德教授指导下，广泛涉猎国内外脑神经外科医学理论和医疗实践，创造发明了一种特制胎膜防止粘连新方法，成为当时西方崛起的神经外科医学研究中的佼佼者。1940年1月，赵以成在归途中赴美国八所神经外科中心考察，对国际上神经外科的发展趋势有了更为广泛的了解。回国后，他仍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医院关闭，父亲先在北京私人行医，1943年携眷迁居天津。到天津后，他在和平区常德道购买了一处住房，是一幢非常精巧别致的英式小楼。虽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沧桑，小楼现在基本完好，我们全家人都住在里面，现址为常德道69号。
新中国成立后，赵以成任河北医学院名誉教授及天津市立总医院神经外科顾问。1951年年初，他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在冰天雪地和漫天炮火中救死扶伤。1952年5月，赵以成在天津市总医院建立脑系科，当时在全国尚属首创。1955年，苏联脑系外科专家阿鲁秋诺夫访华，对赵以成的示范技术倍加赞扬，建议在北京设立脑系外科研究机构。于是，他应卫生部聘请，在北京创立脑系神经外科，并任北京神经外科研究所所长。他奔波于京、津之间，为开创我国神经外科医学呕心沥血。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天津医学院附属医院和北京同仁、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不断发展壮大。
父亲在天津和北京的医院建立脑系科、神经外科和北京神经外科研究所，为全国培养了大批神经外科创业骨干人才。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他就非常重视国内神经外科人才的培养，先后在京、津两地分期分批培养全国各省市的神经外科医师近二百人。他的早期学生现已是各医学院校领导、教授和知名学者，成为我国神经外科的支柱和骨干，可谓桃李满天下。
1962年9月，毛主席委托赵以成邀请白求恩大夫的老朋友、加拿大蒙特利尔神经外科研究所潘菲尔德教授和夫人访华，参观国庆庆典，并参观京津沪发展神经外科的成果。潘菲尔德教授在学术演讲讨论会上，屡次称赞赵以成的技术和成就，给予很高评价。父亲从事神经外科事业近四十年，具有渊博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千方百计为病人解脱险境，手术操作非常精细，治愈率高。他这种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和操作方法，已被后辈继承下来并加以发扬。他主编和参加编写了《神经内外科手册》《外科学》《实用脑肿瘤学》《实用神经病学》等书。
2016年6月，赵以成之子赵克明在赵以成故居前接受采访。
父亲是我国杰出的神经外科医学创始人，在医学、科研、教学诸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文革”浩劫中，他遭受冲击和迫害。1970年，他患了直肠癌，后经周总理关照安排入北京日坛医院治疗。手术后，他把病体置之度外，坚持讲学、会诊，孜孜不倦。1974年9月，父亲因病逝世，享年67岁。1978年，世界卫生组织访华团参观京、津、沪等地神经外科研究机构。加拿大蒙特利尔神经病学研究所所长维拉姆·费德尔教授，为缅怀已故赵以成教授在脑神经科作出的卓越贡献，回国后成立了“白求恩——赵友谊金”以示纪念，并邀请我赴加拿大见习访问两年多，成为第一个接受友谊金的学习者。我是赵以成的长子，也是一位神经外科主任医师,首批享受政府特贴的专家、环湖医院终身专家、硕士生导师。(赵克明口述 金彭育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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