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中国节·2017清明
清明节前，赵永华祭奠遗体捐献者。
天津北方网讯：当生命走到尽头的那一天，是愿意让自己化为灰烬，还是将有用的器官、遗体捐献给有需要的人，让生命延续下去？
在找寻答案的过程中，记者认识了津城第一对“双捐”夫妻赵永华和孙秀兰，两人都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退休工人。和很多同龄人一样，当年也经历过下岗再就业，也坚持着省吃俭用过日子，生活虽然拮据但知足常乐，朴素的生活观令这家人有了向善的价值观。
19年前，赵永华和孙秀兰决定捐献遗体和眼角膜，那一年他53岁，她49岁。为了把口头回答落实于书面，夫妻俩辛苦奔走了4年，甚至一度停下脚步。直至2002年3月31日，老赵夫妇光荣地成为津城第一对“双捐”夫妻。
梦想遂愿，外界说老赵夫妇思想境界真高，他们的奉献精神值得称颂，但老赵自己清楚这些年究竟付出了多少。他们需要说服的人太多，需要面对的困难更多。4年时间老赵一边探索、一边总结自己办理捐赠手续时的点点滴滴，此后15年的时间为有捐赠意向的人提供帮助，时至今日，他依旧走在路上……
当捐献遗体碰上传统观念
老赵告诉记者，现在人们都想通了，捐献遗体已不再是不容讨论的话题。“很多老人就跟我说，人已经没了，趁着器官还有用，能帮谁就帮谁。”赵永华说，“但问题是子女支持吗？他们能否承受住因此带来的压力？包括亲朋好友的指责、伦理道德的责问，毕竟身后事儿女在办，亲友在看。”中国人尊崇孝道，身后事办得漂不漂亮，直接关系着儿女的名声，很多人捐献意愿无法达成，往往就卡在这一关。老赵曾经也被儿子问倒，儿子直言：“到时，我遂了您二老的心愿——把遗体捐献了，我的叔伯们怎么看？我的朋友们怎么看？他们会不会认为我是不孝之子？这个骂名我或许得背一辈子。”
为了破解儿子的纠结和疑惑，赵永华找了很多理由，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有一天你在街上看到一位刚刚恢复视力的人，或许就是通过我捐献的眼角膜重见了光明，你不觉得他在延续我们的生命吗？”“办一场像模像样的葬礼多贵啊！你应该把钱花在刀刃上，别为这些形式主义的事乱花钱。”“孝顺两层含义，顺着父母的心愿就是做儿女最大的孝道。”赵永华掰开揉碎地讲，于情于理都正确，但子女处于家庭角色、社会角色的交叉点，这些理由只能打动儿女的心，怎能管住他人的嘴？
接下来，赵永华把兄弟姊妹都召集在一起，把自己捐献眼角膜、捐献遗体的初衷、进度以及若干年后自己的事情和盘托出，希望得到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我在他们面前从来不会唱高调，不说自己的行为多么伟大。我只是告诉他们，这是我的决定，希望到时候不要因此埋怨孩子，还要积极配合他实现我的心愿。”赵永华说。对于他的决定，兄弟姊妹没有意见，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哥哥从小就不走寻常路。“这里就必须要提到家风了。”老赵说到“家风”二字语气加重，“只要家风向善，一切符合主流价值观、有意义的事都能谈成。”15年过去了，随着对遗体捐赠认知程度越来越高，对捐赠行为的包容度越来越开放，家庭内部已对这个问题看开了。
遗体捐赠这个神秘的宝盒，正确的打开方式需要靠家庭成员去谈、去悟，赵永华反对搞动员、去劝捐，因为这样会留下很多后遗症。“捐是发扬风格，不捐也无可厚非，关键是一家人能否达成共识。”目前，天津市累计完成遗体捐献651人，人体器官捐献367例，挽救了700余名危重症患者生命。
“要知道，签订过捐献协议的人远远高于这个数字。”赵永华说。父母有捐献遗体的意愿，儿女大多会顺从父母在公证书上签字，梦想遂愿其实并不难；可真当父母有一天走了，一切后事都由儿女操办，他们能否依照父母当初的承诺行事？这是境界和伦理间的权衡，突破这一关才叫最终实现。
当争分夺秒遇上悲痛宣泄
作为天津市遗体捐献志愿者，赵永华将家庭电话26670440对外公布，并将此命名为“永华热线”。办理过遗体捐献的人，临终前嘱托给儿女的最后一件事往往就是给赵伯伯打个电话，一切听他安排……
电话响了一声，赵永华赶忙接听，对方声音有些哽咽。“你先别急，赶紧弄一条湿毛巾把妈妈眼睛敷上，我这就联系眼科医院，我马上就到。”套上一件外套，赵永华走出家门。刚刚过世的老人多年前认识了赵永华，并委托他帮忙办理眼角膜无偿捐献手续。老人临终前最牵挂的事就是捐助，最放心不下的是她的心愿。
“过年时我还去看过她一次，老人精神状态还可以，没想到还是走了。”他边走边和记者说着，“我去探望老人，从来不问身体状况好不好，这算行业忌讳吧，因为这句话问出来，总觉得不太得劲，其实身体状况都看在眼里。”作为志愿者，赵永华和捐助者距离更近，每次家访更像是串亲戚，每每面对生死困惑时，赵永华也成为他们的主心骨。坐在出租车上，赵永华不停地拨打电话，跟红十字会通报情况，给医科大学眼科医院打电话联系手术医生，给家属打电话安抚的同时加以提醒。
赵永华来到逝者身边，近距离端详着老人的遗容，和老人做最后的凝望。这时，眼科医院的医生也赶到了，大家肃穆鞠躬，向老人致以崇高的敬意。仪式简单庄重，时间很短，毕竟摘除手术需要争分夺秒。家人围拢在一旁已哭成一团，手术时间很短，两片眼角膜摘除完毕后，老人的面容依旧安详。依照流程，医生代表宣读荣誉证书，对老人的善举表达崇敬，对家人的支持表示感谢，同时送上诚挚慰问，妥善保管好珍贵的眼角膜，整个捐赠过程结束。
送走医生，赵永华却要多留一会儿，安抚家人。“老人刚刚倒头，失去亲人的悲痛还没来得及宣泄时，就要被摘除眼角膜或者被运送走，这往往是家属最无法接受的时刻，我得陪在他们身边。”赵永华有些严肃，这也就是他为何迟迟不愿离开的理由。记者在天津市公民自愿无偿捐献眼角膜申请登记表上看到这条提示，死亡至摘除眼角膜时间6小时以内最好，12小时为临界值。而对于遗体捐赠，时效性更高，倒头之时就要即刻被运走。
一边是失去亲人的悲痛，一边是争分夺秒摘除，这一刻多少心酸在其中，而这正是捐献者家人需要面对的现实。这一刻有多少家人会情绪失控，赵永华看在眼里，心中有着难以解读的滋味……
给捐献者以更高的尊重
走出逝者家中，赵永华舍不得再打出租车，他约记者陪他坐公交车，希望多一些思考问题的时间。对于志愿捐献者来说，他们的行为是积德行善的好事，但要想把这件好事办妥，需要迈过一道道门槛，每道槛都有可能成为无法走下去的羁绊，而向前走过的每一步又都充满着纠结和心酸。
赵永华和孙秀兰夫妇志愿捐献遗体和眼角膜，他们又以志愿者的身份为捐献者提供服务，经历过一幕幕令人悲伤的场景，赵永华也有一些想法。“普通人的葬礼是3天，这3天时间里，亲人有足够的时间表达哀思，对于捐献者而言，恐怕3个小时都没有留给家人，这可真是来去匆匆。”赵永华长叹一口气，“如果好人的葬礼就这样草草收场，的确有些不公平。”他也在试图寻找一些破解方法，为了捐献者，同时更为这项事业能够长久地开展。
“我希望主管单位红十字会能够为捐献者提供一辆体面的灵车，至少让捐献者能够风风光光地离去。”这是赵永华提出的第一个建议。在他的脑海中，车体应该呈白色，搭配上洁白的纱帘，显得庄重肃穆，车体写有“志愿捐献无上光荣”的字样。老赵认为，这辆车行驶在路上一定会吸引路人的注目，这是对捐献者的一种尊重，更是一种正向传播。
捐献遗体者留给亲人的只有一笔精神财富，他们甚至连在殡仪馆里举办遗体告别仪式的机会都没有。“我希望能够给逝者开辟一个举办追思会的纪念厅。”赵永华建议。这样一个场所既可以让家人缅怀逝者，也可以化解儿女因他人不解而背负的思想包袱。
“我希望捐赠荣誉证书规格再高一些。”作为逝者留在世上的最后一份荣光，这是留给亲人们最珍贵的物品，赵永华的建议是规格应该再提升一些。现行的荣誉证书只是加盖着接收单位公章的白卡片，比起捐献遗体、器官这样的义举略显单薄，如果以城市的名义、红十字会的名义颁发证书，这能够体现天津这座城市的人文精神。
三条建议，赵永华一一细数，显然这些建议已经存在他心中好久好久。
“如果条件允许，我建议政府应该为志愿捐献者每年安排一次身体检查，一方面是对捐献者精神的回报，更重要的是通过检查也能够随时掌握捐献者的身体状况。”赵永华凝望着车窗外停顿了一下说，“毕竟……我们的身体最终还是属于这个社会。”
遗体捐献，贵在境界，困于观念。破解困局需要社会奉献意识的提升，也需要主管部门的助力。捐献者无偿地奉献了躯体，我们能够回报给他们的却显得微不足道。
今天是清明节，让我们纪念和缅怀身边那些已故崇高的遗体和器官捐献者！（北方网编辑张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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